各朝代的举报制度有怎样的不同？

　　
　　古时皇帝为了控制官员，鼓励一种互相的告密制度，让官员之间互相牵制、监督，人人自危。苏轼的案例本来是因主张变法与守旧两派之间的政见不同，而引发的争论，结果衍化为派系倾轧，可以归入这种政敌之间的举报，未必全是官员存在不法行为，而是从政治立场出发，采用的一种排除异己的手段。苏轼的乌台诗案，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。张仁善说。
　　
　　1、经典案例之皇帝的耳目，曹寅是康熙的密探
　　
　　曹雪芹祖上三代四人出任江宁织造，其实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康熙的‘密探’，他在江宁织造府为皇帝搜集各种讯息，如果别的朝臣有什么叛逆之心，他就会在奏折中举报给康熙。张仁善指出。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就曾在专文中谈论过这个问题。康熙推出了奏折体制，奏折直呈皇帝，且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。
　　
　　曹寅呈递给康熙的奏折，都是由家人或者家仆递送往返的，这些家人可不是家中的普通仆人，他们每个都是官员属下的注册人员。不仅是曹寅，康熙和雍正朝的织造们很多都不依循地方省份官员上奏时的规程，直接递送信息给皇帝。他们就是皇帝的耳目，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所掌握，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举报给皇帝。
　　
　　和这差不多，明朝的东厂、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也是皇帝派往各地的耳目，东厂监视文武百官日常活动和应酬交往，刺探社会各阶层的动态，不分昼夜地将获得的情况送入宫中向皇帝汇报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他们这种很多已经偏离了举报的范畴，更多可能是党同伐异，对于贪官污吏的监督、举报来说，没什么意义。
　　
　　2、经典案例之民告官：昆山三徐被康熙指责
　　
　　古时民告官的成功率很低，老百姓一般能忍则忍，不到家破人亡的时候，一般不会走告官这条路。张仁善说。
　　
　　但是清代有一个例子很特别，主角是著名的昆山三徐——徐乾学、徐元文、徐秉义弟兄三人，史学家顾炎武的外甥。三人因一门三进士红极一时。当时，朝廷接到百姓的举报，说徐家兄弟三人的家人和家人的奴仆在江南一带占田，欺行霸市，有一本档案留存了下来，记载了百姓所有的举报信。
　　
　　面对民众的强烈举报，康熙受理了此案，将徐氏兄弟叫来训斥教训一通，责成请他们管好家人，注意社会影响。但此案最终也不了了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涉及到了朝廷斗争，徐氏兄弟和朝廷上的另外一派有斗争，皇帝的态度在两派之间游移，有时护这派，有时护那派，随着朝廷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变化。
　　
　　民告官，如果有理有据，且得到官方的及时处理，对于防治腐败，推行廉政，化解矛盾，稳定政权，会起到积极作用；如果官方视而不见，官官相护，民怨难申，就会激化矛盾，就会助长私力救济，引发群体事件。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。张仁善最后提醒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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